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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牵复旦 我的回忆——复旦大学教授易昭阳自述

作者:福建易氏宗亲联谊会

发布时间:2020-06-08 13:33:42

情牵复旦 我的回忆

——复旦大学教授易昭阳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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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昭阳,1940年10月生于福建省安溪县魁斗镇贞洋村,1954年7月贞洋小学毕业,1954年9月至1960年7月安溪县第一中学读书。1960年9月至1965年7月复旦大学化学系读书。196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学生政治指导员和教学工作。曾任复旦大学电教室主任、电教中心党支部书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复旦大学监察处监察员,曾任复旦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中国科学院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多年来撰写论文多篇。现任八闽易源文化经济促进会暨福建易氏宗亲联谊会首届高级顾问,安溪明宁文管教育慈善联合会首届高级顾问,安溪伍生堂保大帝文化研究会终身顾问,上海安溪商会顾问。


我要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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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5月拍高中毕业照时,高考的志愿已经填好,我在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我们在复习准备高考时,志趣相投的同学都组成了互助组,我们这个组有五个同学,其他四位同学的志愿分别填了厦门大学、天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


       我们高考考场是在南安县(现南安市)第一中学,当年安溪一中考生有一百人左右,学校为我们包租了两辆公交车。在前往南安一中的车上,大家欢歌笑语,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我和几位同学甚至还根据车外村庄、树木、山峰等景物快速向后移动的情景联系物理书上的原理而争论不休。汽车开了个把小时就到达目的地,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坐上汽车。安顿下来后,我们就三五成群地到南安一中的校园里,边走边讨论笫二天即将考试科目的内容。晚上任课老师又对我们进行重点内容分析、归纳等现场指导。回想到此,我记忆犹新,令人无限感慨,老师确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学生的未来而牵肠挂肚。


      考试共六个科目即语文、政治、数学、外语、物理和化学,每一个科目满分都是100分。在考场上我精神状态很好,很放松,对考卷上的题目觉得很熟悉,也可以说是对答如流。每门功课考完后,我们互助组成员都会聚在一起进行答案核对,此时我们个个都笑逐颜开,认为自己一定会得到很高的分数。顺便说一下,我们在高考复习阶段,学校对我们的伙食和生活管理等方面都作了特别照顾和安排,要知道当时国家已进入困难时期,党和政府对青年学生关怀备至,我从未淡忘,以上情景时常会在自己的脑海里呈现。高考结束后,同学们自行回家,有的坐长途汽车、有的搭自行车,而我则与几位同学步行回安溪一中,一路说说笑笑,谈理想,说未来,充满欢乐与朝气。在安一中我没有多停留,第二天就回家参加夏收劳动。那时正是农忙季节,一边要把成熟的早稻收割起来,又要把稻田进行翻耕,再种上地瓜或晚稻。前前后后在炎热的阳光照射下,起早摸黑地忙碌了一阵子,到了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有人叫我,说生产大队部有我的电话。我跑步赶去,得知我已被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放在安溪县一中校长办公室,电话是考进北京大学的同学打过来的。第二天一早我步行赶往学校,到中学后便得知,我们互助组五个人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大学。这真是件好事,既给任课老师争得了面子,也为安溪县一中争了光,皆大欢喜。


       我拿到入学通知书后,既高兴又犯愁。当时父亲已是66岁老人,他是希望我高中毕业后,先找一份工作,让他们安度晚年。就当时的社会状况,找份工作并不难,我有几位同学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都由县劳动部门安排了工作。现在我面前的难题是先要过好父母这一关,再者路费问题如何解决也不好办。为此我内心矛盾重重,这样我一时不敢急着回家面对父母。就在安一中的校园里,在河边的沙滩上,苦苦地思索,反复地琢磨。


      回想十几年来,自己成长的过程,家里的里里外外,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哥哥对我考上大学是非常高兴的,记得我刚上小学时,是哥哥背着我去学校,并坚持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我适应环境为止。母亲为我的成长费尽了心血,我是家里最小的小孩,更是宠爱有加,据说我到三岁还没断奶,睡觉一定要睡在她的手臂上,一直到我读初中。父亲脾气不好,但对我却从来没有骂过一句,对我讲话都是和风细雨。他还曾问过我的小学校长,“我”是否有培养前途?在他的内心是希望我长大后能有所作为。


        念初中时看过一本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有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它,给予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它对我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影响很大。现在我只有走出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大学里继续深造,不断用新的科学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才不至于虚度自己的一生,将来才能为社会多做点有益的事情。


      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我父亲得了一场大病,而伯父去当挑夫时被土匪抓了。家里只好把好一点的田地给卖了,伯母把最小的堂哥也卖出。即使这样还是过不了难关,父亲就打算把我也卖给人家。这时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出面阻拦,他说要给父亲准备一只竹篮子、一只碗、一根打狗棍,意思是叫父亲即使出去讨饭,也不能卖儿子。即使如此,困难还是摆在那里,就决定把二姐卖去当童养媳,姐知道后又哭又闹,死活不肯,但当她得知,若不卖她就要卖弟弟时,就不再闹了。二姐去当童养媳,走时候穿的衣服是向邻居一位叫红枣的姑娘借的。妈妈和姐分手时就叫姐把衣服换了。这样,实际上二姐连娘家一根线都没有带上就被卖出的,这成了她蒙在心头永远的痛,也是她的娘家一时抹不掉的耻辱。姐十岁当童养媳后,吃了不少苦,流过不少泪。如今我考上复旦大学的喜讯,给她心灵上带来了莫大的安慰,给她脸上添加了一丝光彩。这也给我增加了去上大学的决心。上世纪90年代,二姐几次到上海,在复旦校园里,姐曾很感慨地对我说:如果当年把你卖了,易氏家族可就少了三位复旦大学毕业生和一位留学生了。当然也不可能这样早就有安溪易氏子弟当上复旦教师啦。我对姐说,是您当童养媳,为我作出牺牲换来的,姐低头不语。唉!人生如梦。


      我在安溪一中的校园里独对晨曦和落日。两天后的早晨,班主任找到我,要我到校长办公室去一趟,我马上前往,办公室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考上复旦大学,安溪县政府给我七元奖学金。我高兴万分,连声道谢。领取奖学金后,告别班主任和见到的各位老师。就急忙回家,一进家门,父亲随和地和我交谈起来,我马上把县里发的奖学金交给父亲,爸妈高兴极了。妈妈告诉我,这两三天里许多亲戚朋友都来向他们道贺。她还说几天来父亲吃不下睡不着,一直想着如何为我筹集路费。这时面对双亲我内心确实很不是滋味,可怜天下父母心!


上大学的我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到了八月下旬,我离家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行李中有如下一些物品:一只硬纸皮做的表面包一层布的箱子、一双旧“解放”鞋子、一条毛巾、一件卫生衣、二条外裤、衬衫内裤、两件中山装上衣和一条草蓆。这些还是哥哥、姐姐紧急为我准备的。差点忘了,还有一只陶瓷杯,是舅舅送的,现在杯盖还保存着,它已成为具有六十年历史的纪念品了。我是1960年8月29日离开家的,走的时候爸爸为我提着箱子,送我到村口,分别时我对爸爸说:您回去吧。他点点头,人却站在那里不动,我走了好远,到了山路要拐弯时,回头一看,父亲还站在原地抽着烟,我向他挥了挥手,就拐弯走了。我就这样告别了父亲,想不到这一别却成了我们父子的永别。


    当晚我在厦门火车站对面一家小旅店花二角钱要了一个床位,在走廊过道里。笫二天上午就坐上从厦门开往鹰潭的火车,当时厦门到上海火车学生票价是9元1角8分人民币。我一路坐的是慢车,这样要在鹰潭、金华、杭州换三次车,路上走了五天,9月2日顺利到达上海火车北站。离家时我身上带有11元人民币,到复旦大学时还剩下二角几分钱。


    我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进复旦,从此学校每个月发给我人民助学金(其实我念初中、高中六年也都享受着人民助学金)。到冬天学校还为我添置棉被、棉衣和稻草编的床垫,我有了可以安心学习的良好环境,就必须珍惜它,好好学习,做到当天的事情当天处理,当天的功课当天完成,任何事情都不等待明日,因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是一个通俗的道理。在党和人民的和煦阳光照耀下,在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下,在同学们团结友爱的氛围中,在到处充满浓浓文化、科学底蕴的复旦校园里。我努力刻苦、紧张而又愉快地走过五年大学学习生活。五年里我有两个暑假回老家,其余的寒暑假都留在学校,学校照样发放助学金。追忆这段改变自己人生轨迹的峥嵘岁月,心中无限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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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工作


      1965年7月,我毕业后留校任学生政治指导员和教学工作。学生生活结束了,角色变了,任务也变了。毕业时有位朋友这样告诉我:“学校就像一只小船,它只能把人渡过小河的对岸。而生活却是广浩无边的海洋,只有那不畏艰辛、勇敢顽强、团结友爱、知识丰富又熟练掌握操作技能的水手,才能把船驶向大洋的彼岸”。这对我有着极大的警示作用。让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不断自觉地磨炼自己,逐步养成踏实、勤奋的工作作风,不间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工作能力。这样才能做个称职的教师,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意义,更加丰富多彩。


      1973年开始,我负责筹建复旦大学电教室,着手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组织培训技术人员,逐步开展教学软件制作。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电教生涯,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高校电教工作者。

1979年底,负责组织松下视听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任安装组组长,建成国内高校中最早的录象演播厅和语言实验室之一。利用该设备制作了国内高校中最早的教学录像片《日语语法》《胰岛素惊厥试验》,我任导演。


      十几年来,在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一定成绩,得到学校的肯定,八十年代曾获得复旦大学先进个人表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院士还送我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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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珍贵礼物,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在以后的历程里,凡是出现风风雨雨时,就会想到潺潺的流水,当遇到不顺时,眼前便会呈现出秀丽的山川、原野、甚至白云朵朵的天空。人生一世那有事事都尽人意的可能,求得不悔我心也就知足矣。


      1980年开始我们拍摄多部彩色教学电影片。拍电影我是门外汉,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先后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技术厂、北京电影学院,向老师、专家、师傅们学习。通过边学习边实践,从而掌握了电影制作工序流程:从剧本的编写、分镜头剧本编写、现场拍摄、灯光配制、样片剪接、套底、配音、样片送审等工序。我先后导演拍摄的彩色教学电影,主要有《复旦春晓》《加速器》《黄山植被》《容量分析》《遗传的物质基础》《崇安角怪》《爆破工程学的实际应用》等。后三部作为教学片在全国公开发行。


       教学电影特别要重视其科学性,对所涉及原理、概念的论述,教学用语的表达都要规范化。我们在拍摄《遗传的物质基础》时,国际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复旦大学副校长谈家桢院士,亲自指导电影拍摄全过程,从剧本的编写到样片的解说词,他都进行严格审查把关,单就电影样片,就三次到现场观看审查,做到万无一失。该片受到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也受到大学、中学生物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


       1982年2月至5月,我被教育部借用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科技成果展览会》的筹备、布展和展出工作,任照片图片资料组组长。并参加接待了中央国务院首长、各部委领导及全国各地有关专家、教授等人员前来参观事宜。为此我和部分工作人员受到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首长的接见并合影留念。在展览会展出期间我拍摄了大量现场参观活动照片。单就总理、副总理等中央首长前来参观时,就拍摄二百多张照片,为展览会留下珍贵的资料。有的照片在一些报刊上登出,大部分照片资料由相关单位存档收藏。


       1984年我协助筹办复旦爆破工程有限公司,1986年至1989年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中国科学院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经历了多处控制、定向爆破工程。例如山西省某花岗岩矿大爆破工程,1984年9月施工时,先在矿体的半山腰挖出一条坑道,装进十多吨炸药,经控制爆破让矿体抖动,矿石产生裂缝,便于开采,为当地脱贫致富出一份力;北京市闹市区,某饭店是1959年的献礼工程,因受1976年唐山大地震影响,墙体出现开裂,变成危房,经国务院有关领导批准拆除,1986年夏天我们采用控制爆破方案,在深夜三点钟随着一声闷响,在几秒钟时间内大楼瞬间解体倒塌;1985年葫芦岛炼锌厂,炼锌炉高温爆破拆除;1985年12月甘肃省铅锌矿,尾矿库区大坝定向爆破成型工程;1987年8月东海石油钻井海底井口,采用控制爆破将井口封闭工程等。我把部分典型爆破工程编写出剧本,拍摄成彩色电影作为教学片、科普教育片,效果很好,受到广泛好评。爆破工程学的实际应用既有科学性又为国民经济建设创造财富,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和欢迎。1987年复旦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三周年时,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院士为公司题词:“以技养科,发展爆破工程学。”复旦党委书记也写了贺词,全国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老校长苏步青院士亲自参加复旦爆破公司成立三周年庆祝活动表示祝贺。


       1989年底至1991年,我们制作了66个学时(每学时50分钟),教学录像片《遗传学》。接到任务时,电教中心正在制作其他重要课题录像片,设备周转有困难,我们准备将任务退回去。时任复旦大学校长华中一知道后表示:凡是从教育部下来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接,要克服困难把任务完成好。在他的过问下,通过校内协调,顺利解决了摄像设备不足问题。我们组成了精干制作小组,由国际遗传学联合会主席、全国高校理科生物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称号的赵寿元教授担任主讲,教育部电教局监制,我任制片主任、导演。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按时、按质完成任务。该片在中央教育电视台作为教学和师资培训课程多轮播放,在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地区部分国家可以收看,影响较大。


       1992年初,我负责组建复旦大学有线电视台,并主持该台日常工作至2001年。学校党委、行政领导都很重视复旦电视台的工作,校长为电视台书写了台名。电视台的主要任务是报道复旦教学、科研、管理、后勤服务和师生中的先进事迹,播放报道全校各院系、班级、单位部门呈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对学校里发现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加以批评,介绍学校重要活动和一些重点工作实施进展的状况,根据需要,配合宣传党和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等。经过上上下下各方面通力合作和努力,电视台运作顺利。十年里没有出现过差错,得到师生们的欢迎和学校党、政领导的肯定。同时电视台每年都从新生中,采取自愿报名,通过面试,招聘课余兼职节目主持人,这既保证业务正常开展,也培养了人,创造条件让他们得到实际锻炼,积累如何做电视新闻主持人的经验。他们当中有些人毕业后就到上海新闻综合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中央电视新闻台做节目主持人。例如中央电视新闻台的主持人劳X X,她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就一直在复旦有线电视台做兼职新闻节目主持人。


       2000年我参与负责组建复旦大学教育技术中心,担任该中心党支部书记。


家是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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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是社会的细胞,是你与亲人、爱人、所有与你心之所向的集合,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石,是每个人生活的港湾,在这里有最真诚的支持和最温暖的安慰。有了这个港湾,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去努力拼搏。我爱人林丽芬,1960年7月厦门市双十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复旦大学化学系,大学本科毕业后,在上海市化工局工作。1988年被评定为高级工程师。她先后担任过上海试剂三厂技术厂长,上海三爱司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连续十多年担任全国感光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化学试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1996年受派遣到越南,帮助其生产某化学试剂,任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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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我爱人相识在复旦,生活在上海,回眸五十多年走过的路,做过的、看见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我们努力过、争取过、拼搏过、吃苦过、享受过、奉献过。工作是紧张的,生活是充实的,春华秋实,无怨无悔。


       由于我工作内容变动较大,经常要出差,加班加点。家中许多事都要由她承担,尤其是两个小孩的照顾和教养,她花了不少心血,而小孩也算懂事和努力。他们复旦附中毕业后,大儿子易林晖考上厦门大学会计系,毕业后出国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小儿子易林明考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大儿媳妇陆培艺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大学本科。


       几十年来,在我人生旅途的各个阶段,家乡父老乡亲们给我过许多关心和帮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当我的小孩参加市里比赛得奖和考上大学时,安溪易氏奖学基金会都会寄来奖金给予鼓励。我就借此机会表示深深的谢意。


参加学生返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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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6日,上海大雨,三千多毕业10年、20年、30年、40年、50年的复旦大学校友返校与各院、系师生代表欢聚一堂,共襄盛会。上午校友返校日主题大会隆重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出席大会并致欢迎辞。会上我作为教师代表之一,接受毕业50周年的学生献上的鲜花。


       这次活动的复旦大学新闻报道中,这样写道:“冰心玉壶,桃李春风,教师是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会上,何桂芬等校友代表向易昭阳等45位教师代表献上鲜花,向授业恩师表达感恩与敬意。”我手捧鲜花,心情很不平静,浮想联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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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几十年来,我一次次迎来满怀求知欲望、热情洋溢的莘莘学子;欢送一批又一批朝气蓬勃、有才华、有理想的毕业生。他们见证了这几十年来国家波澜壮阔历史的进程。承继前辈踏实、勤奋、求实的美德,发扬了新时代知识分子务实、求真的风釆,在社会的大熔炉里锤炼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有的学生在厅、局、省、部级担负重任;更多的学生成为改革开放中的排头兵,在工厂、科学院所、学校等岗位上默默地奉献,成为专家、学者、教授。在这里想举个典型例子,有个学生叫许琳,她毕业后几十年来,经过艰辛的努力、杰出的奉献,获得了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等17个国家22所大学授予她21个荣誉博士、1个荣誉教授称号。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只有胡适拿到36个,辜鸿铭拿到13个,她拿到21个居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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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生许琳(原国家汉语办主任、原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现国务院参事)合影


     许琳在2019年教师节还特意送我如下一件礼物。现如今我感到无限欣慰。千言万语说不尽一生的点点滴滴,但我谨记“行胜于言”,这一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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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易昭阳先生,从山旮旯里跃出的名牌大学教授,虽身处大都市,潜心教育科研,也仍然有深厚的宗情、族情、乡情。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部分易氏宗亲勇闯商海,在上海转车时(因当时全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饮食、住宿、车票等都是大难题,他总是尽自己所能、想方设法帮忙解决。同时,他还经常关心家乡的发展,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主动参与。1989年锺山易氏宗祠修葺时,他就乐捐50元;1992年家乡成立易氏奖学基金会时,他慷慨捐资200元;2003年锺山易氏宗祠重建时,他又慷慨乐捐4360元。家乡成立“易氏奖学基金会”“文物管委会”“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八闽易源文化经济促进会暨福建易氏宗亲联谊会”“安溪明宁文管教育慈善联合会”等社团组织时,他乐聘为顾问、高级顾问,献计献策;也多次拨忙返乡参加各种活动,这种念祖念宗、同脉同心的精神深受褒扬。



撰稿:易昭阳

整理:易富强  易森鹏


责任编辑:福建易氏宗亲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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