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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包肉 | 康生六记

作者:游子看看

发布时间:2021-02-23 16:44:23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开始“清党”,中共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康生从此开始跟随周恩来,领导中共特科的工作。那是一段腥风血雨、极其危险的岁月。

      原先的中央特科在1928年底改组成“中央特别行动委员会”,但人们还是习惯性地称呼“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辖四个科:一科是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负责人先是陈云,后是康生;二科是情报科,负责人先是陈赓,后是潘汉年;三科是行动科,也就是俗称的“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负责人先是顾顺章,后是康生;四科是联络科,负责无线电通讯,负责人先是李强,后是康生。——总共四个科,康生先后负责了其中的三个。所以说康生是中共情报与反谍工作的开创者与领导者之一,号称“中国的捷尔任斯基”,这丝毫不夸张。

      行动科是专门负责处决叛徒和暗杀国民党特工的,俗称“红队”。陈赓没有领导过“红队”,“红队”的负责人先是顾顺章,顾顺章叛变后就是康生。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日常工作最高负责人是周恩来。很多具体工作,周都是分派给最忠诚可靠且机敏能干的同志负责,其中秘密特工战线的实际领导人就是康生。

      那真是出生入死、刀口舔血的日子。

     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带队执行对顾氏全家灭门行动的,是康生,当时他的名字叫“赵溶”。“红队”队员将顾家九口全部勒死。据说顾有个女儿和小舅子,当时年纪太小,周动了恻隐之心,把他们放过了。“赵溶”同志接任“红队”领导,直到1933年7月离开上海赴苏联。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时,康生已成为运动中仅次于毛的重要人物,他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是运动的实际领导者。

      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整风运动: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从前线回延安开会,会后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太吓人了,不知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相信闹鬼这种荒唐事?但是母亲说的也让我感到很奇怪。于是我就带着警卫员向深沟里走去。走了十几里地,看见几排窑洞,至少有六七个窑洞里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精神失常,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我问看守人员怎么回事?看管人员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被关在这里很久了。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作完报告刚要离开主席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突然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这其实是康生一手导演的剧情。此后,整风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逐渐演变成了肃反和审干。

      被抓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肃反扩大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引起各个方面的极大不满,中央领导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有意见,但要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总学委主任毛才行。朱德、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有他多次批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对革命是有益无害的。他这样说,其实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毛要袒护康生,也要找一个适当的借口收场。直到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措辞严厉的电报,指斥“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敌人的)奸细助长声势”。在季米特洛夫——甚至可以说是在斯大林和苏共——的直接干预下,毛才最终结束了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为康生赢得了“肃反专家”的称号,也使他在党内结怨颇深。1945年中共“七大”上,康生是备受瞩目的人物。与会代表中的一些人曾在审干、抢救运动中遭受打击,现在他们都得到甄别,党也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出现过偏差,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康生在大会上对此问题作出检讨。然而这些人的愿望注定要落空,因为康生的所作所为皆为毛的旨意及批准,康生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毛也不愿看到康生受到指责。

      但是毕竟,康生惹了众怒,毛也不得不暂时妥协。在中共“七大”上,康生虽然连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被李克农接任,康生已无实权,陷入"失业"的境地。此时毛已暂时用不着康生,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以后又去了山东,在两地负责土改运动。

      在其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康生郁郁不得志,蛰伏了很长时间。

      中共文史界一直有康生是毛与江青的“媒人”的说法,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1937年7月,江青从上海到延安。康生作为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副团长,与王明、陈云等人于1937年12月从苏联回到延安。在此之前,江青就已经与毛泽东相识了。作家王凡、东平在《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中说:“经过两个多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最终得以解决,她本人也于1937年11月进入抗大学习。在抗大学习期间,江青和毛泽东有了频繁接触。她经常以向毛泽东请教问题为由,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来做客。很快,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便在延安不胫而走。”可见,毛、江之间并非由康生牵线搭桥认识的,在康生回国之前,毛、江就已经打得火热了。

      江青与康生的政治和个人联系,是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才开始的。在此之前,虽然二人是山东诸城老乡,但彼此是否认识,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得而知。

      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发动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对江青的情况应该是了解的,知道他们是山东老乡,更清楚江与毛的关系,所以对江青的进步是很关心的。1938年7月1日,中央党校召开建党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康生任大会主席,张闻天作报告,晚上演京剧《打渔杀家》。当时,康生是党校校长,江青是党校学生。康生动员江青演主角萧桂英,他自己还指挥乐队打小鼓。这出戏演出很成功,江青表演得很好。自此,江青在延安的名声就更大了。有人说:“那时江青很漂亮,不但会演电影,还会演京戏。”

      江青对康生很尊重,称他为“康老”,以学生自居,在政治上可谓是言听计从。可是康生在病逝前,却突然向毛、周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有历史问题。康生为何这么做,几十年了,始终是个谜。


      1936年9月,得到张学良的资助,由张的部属李杜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乘船到达法国,准备经由巴黎前往苏联。由于联络不当,毛氏兄弟在巴黎滞留了四个多月。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闻讯后,专程前往巴黎,将他们带往苏联。一路上,康生对毛氏兄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彼时,毛泽东尚未成为中共领袖,而康生亦属王明阵营的干将。

      1959年1月,康生以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赴莫斯科出席苏共第21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一天,康生对随团翻译阎明复说: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康生让阎明复告诉苏方接待人员,他要去看望岸青。行前,康生还特意准备了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食品。

      见到毛岸青后,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叔叔,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之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回答问题也都很简单。

      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对随从说:“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国后,康生见到江青,跟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据康生的秘书李鑫回忆,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江青对毛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不久后,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回国了。


      延安整风运动后,康生在政治上陷入低谷,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没有分配具体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

     康生能够在政治上东山再起,主要靠毛,也靠邓小平。

     虽然延安整风运动使得康生积怨颇深,得罪了一批党内大佬,但毛对康生始终是信任的。1952年初,毛批准康生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回忆:我去看望他(康生)时,他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一听,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主席走后,康生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1956年中共“八大”前,酝酿人事安排。彼时,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已很久没有具体工作,原拟仅安排中央委员一职,是邓小平力主、毛拍板,还是给康生安排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留在了中央核心层,对此,康生对邓是十分感激的。

      1960年代,邓和康生一起主抓“中苏论战”,康生主持撰写的“九评”得到毛的高度赞赏,从此东山再起。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更是一跃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九一三事件”后,邓得以起复。1973年从江西返京,立刻携全家去探望病中的康生。邓见到康生,深深鞠躬,谦逊而恳切地说:“康老,我还是个壮丁,还可以工作。”邓回京后,这样急切地去看康生,原因有二:一则,邓和康历史关系不错;二则,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在常委中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如果没有康生的举荐和大力协助,邓不大可能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能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75年康生逝世后,邓也很快再次被废。

      康生逝世时,其盖棺定论的两顶桂冠(“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是邓主持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点了康生、谢富治的名,说康生的错误是严重的,要中央批判他,当时邓并不赞成。邓复出工作后,顾问班子成员之一就有李鑫(康生的秘书)。有人要整李鑫,是邓出面保了他,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康生与周的关系也不错,毕竟是从当年上海的白色恐怖中一起肩并肩杀出来的战友。仅举一例:康生比周早逝23天,但这个消息没有告诉周。周在病危时还惦念着康生,他对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不用了,你到康老那里去吧!”后来避讳康生,说成:“你到更需要的人那里去吧!”


      康生有个笔名叫“鲁赤水”,与“齐白石”呼应,对仗工整,含义丰富,闻者无不拍案叫绝!

      康生是公认的书画大家、文玩大家、鉴赏大家。康生有一种思想﹐认为金钱是肮脏的﹐他从不存钱﹐工资全部都用于购买文物。康生主要购买两类文物﹕砚台和善本书。他不藏字画﹐偶尔碰到喜欢并且便宜的才买一些﹐赏玩一段时间后又多半送人了。他看中的东西﹐从不还价,他认为还价是对卖家的不尊重。康生每天工作很长时间﹐睡觉时间很短﹐只有几个钟头﹐每天如此﹐日夜如此,他自称“今圣叹”。工作闲暇﹐他的休息就是玩赏文物。他会加工﹑雕刻砚台﹐常跑琉璃厂,连他的司机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会拓片﹐会制作砚台﹐能做木工活。

康生抄录毛诗《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康生左手”意为用左手书写。


      网络上有文章说康生瞧不起郭沫若,还写字讥讽郭,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康生对郭很尊重,两人关系很好,常受邀去郭家赏玩字画、古玩。郭沫若请客吃饭﹐特别是秋天请吃阳澄湖螃蟹的时候﹐康生﹑郭沫若夫妇﹑陈伯达﹑陈毅等人都要即兴挥毫,吟诗唱对。这些文人雅趣,连毛都羡慕,曾开玩笑说愿意用一副《沁园春·雪》换郭老家的一顿螃蟹。

      康生几十年收藏的文物﹐特别是一些善本书和字画,都非常值钱。据谷牧说﹐康生在死前自己刻了一枚“交公”字样的图章﹐并在自己的藏品上都盖上“交公”章。他把所有的藏品都捐了,一件不留,一分钱没要。

      康生在延安时骑马摔了下来﹐损伤了脑神经。后来脑病发作﹐总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痛苦不堪。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坚持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一年多下来,居然就治好了脑病。

      这种毅力,常人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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